1993年11月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的《臨川縣志》志首中有一篇非常別致的《才鄉紀略》，對“臨川文化”的人文基礎有充分的敘述。

　　臨川自古文風昌盛，英才輩出。早在唐朝，王勃在他所寫的傳世名作《滕王閣序》中，就發出過“光照臨川之筆”的由衷贊嘆。至宋，又因科舉連捷，流光溢彩，被著名學者董震譽為“人才之鄉”，民間大眾俗稱為“才子之鄉”。

　　臨川自東漢歷經兩晉、南北朝、隋、唐，由于歷史的機緣，大書法家王羲之、顏真卿，詩人謝靈運、戴叔倫，詞人馮延巳，文學家劉義慶，文學評論家鐘嶸，史學家杜佑等都在這里做過地方官，對臨川文化的發展產生過積極影響。

　　戰爭頻繁的五代，北方王、李、吳、曾、晏、陳等世家大族相繼避難南來，卜居臨川。臨川人口逐漸增多，生產迅速發展，商業、手工業日趨繁榮。到了北宋初期出現了“翳野農商”、“賈貨駢肩”（張保和《羅城記》）的盛況。當時，采取“興文抑武”的政策，大力發展文化，偏重開科取士，對科舉錄取的進士獎賜有加，考取狀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的，更榮于作戰立功的武將，一時文風大盛。在這一封建文化高漲的歷史時期，著名文學家曾鞏、葉夢得和大詩人陸游相繼來臨川居住或宦游，大力興辦教育，傳播文化，這里“各地學館林立，釋來而事筆硯者，十之六七，苦讀書，應科舉之風。”

　　正是宋代的科舉制度，導致臨川人才激增。從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至宋度宗咸淳八年，臨川先后有129人考取監生，205人考取貢士，525人考取舉人，446人考取進士。進士中，北宋138人，占32.58%；南宋308人，占67.42%。中榜人數之多，在江西各縣名列前茅。尤其是嘉定十六年一次考取12人，寶慶二年一次考取18人，咸淳元年一次考取22名，占全國錄取進士總數的4%、6%和7.33%。“儒林傳為美談，公卿聳觀，朝野震動，盛稱臨川為人才之鄉。”（董震《東發日鈔》）

　　宋代臨川人通過科舉踏入仕途，有2人官至宰相，2人膺任節度使，4人官拜御史，17人官任尚書、侍郎，10人擔任知府、刺史，俱各政績顯著。特別是晏殊、王安石，不愧為“臨川才鄉”的出類拔萃的人物。同一時期，還有王安禮、王安國、王靂（世稱“臨川三王”），謝逸、謝過（世稱“臨川二謝”），危稹、危和（世稱“臨川二危”），陳郁、陳世崇（世稱“臨川二陳”）和汪革、饒節、鄔慮、歐陽辟、俞國寶、鄧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在詩、文、詞、賦上的成就也很高。據《苕溪漁隱叢話》引述《復齋漫錄》：“元估中，臨川謝逸過黃州關山可花村館驛，遇湖北王某，江蘇諸某，浙江單某，福建張某等秀才。四人知其來自臨川，戲以曹植七步成詩，諸君七步為詞相謔。逸行五步，詞成，揮毫疾書《江城子》一闕于壁；可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落殘紅，野渡舟橫、楊柳綠蔭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上晚煙籠，粉香濃，淡眉峰，記得年時相見畫圖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標致依水，情乎俱妙，遂以五步成詞聞名江南。”謝逸與謝過、 汪革、饒節并稱為江西詩派中的“臨川四俊”。饒節還被詩人陸游譽為“詩僧第一”。鄧名世一生從事學術研究，著有《春秋論》、《春秋類史》、《古今姓氏辯正》等370余卷，在姓氏考證上成就尤高。

　　南宋，臨川“才鄉”還升起一顆耀眼的明星，這就是一代名醫陳自明。他善于總結前人的經驗寫成《婦人大全良方》24卷，成為中醫婦產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又敢于創新，主張外科外敷內服，辨證施治；敢于突破禁區，最早從事“乳巖”（乳癌）的觀察和研究，為祖國醫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元代，臨川比較著名的人物只有針灸名醫席弘、法律專家張紹和地理學家朱思本。

　　明朝臨川的人才迅速走出低谷，重新興旺發達。先后有213人考取監生，364人錄取貢士，302人鄉試中舉，166人進士及第。通過考試，先后有383人入仕，其中御史4人，巡撫總督1人，尚書侍郎8人，布政使3人，知府27人，知州21人，總兵、守將11人，擔任同知、知縣的，則多達136人。入仕人數有宋代130人的2.9倍。職官中，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文臣、有武將；有內政，有餐交；有義士，有諍臣。人才結構的群體性和多樣性，“比之兩宋，有過之無不及”（李紱《臨川縣志》序）。前有陳、羅、章、艾南英四人飽讀經書，博學多才，所作時文風靡一時，是譽滿江南的“四大才子”。邱兆麟與祝徽、帥機并稱為“三大名士”。邱作詩才思敏捷，用詞造句，常能化腐朽為神奇，別開生面；祝的文章師在王安石，勁骨奇姿，博大精深；帥機作賦即景生情，妙筆生花，所作“兩頌”（《平西夏頌》、《出閣講學頌》）、“一賦”（南北二京賦）深為明神宗賞識，“公卿競相傳抄，紙為之貴”。湯顯祖是明代杰出的戲劇家。他的巨著《紫釵記》、《還魂記》、《南柯記》、《邯鄲記》，世稱“臨川四夢”，三百多年來，一直受人稱贊，久演不衰。《牡丹亭》已被譯成日、德、法、英、俄等多種文本。在歷史和天文學領域，也眾星璀璨，引人注目。著名文史學家徐奮鵬花了半生的精力寫成可與《資治通鑒》相比美的《今古治統》20卷。傳到日本后，被視為“佐治之妙藥，興國之良方”，在“明治維新”中起過一定作用。著名天文學家吳昊，通過細心觀察，精密計算和反復實驗，糾正了舊渾天儀的誤差，制成星象位置更準確的新渾天儀，其制作技術達到當時世界先進水平。明代，臨川還出了許多正直、愛國人士。“一朝諍臣”傅朝佑嫉惡如仇，先后6次上書彈劾奸相周延儒、溫體仁；愛國商人朱均旺，身居日本，情懷祖國，前后三次冒著生命危險偷渡過回國，密報軍情，使明朝得以預先準備，及時調整部署，援助朝鮮，取得反擊日本侵略者的軍事勝利；傅朝佑堅持真理，朱均旺受罪愛鄉，獲得了“正氣在臨川”的聲譽。

　　清王朝建立三百多年間，通過各次科舉考試，臨川只有187人考取監生，306人考取貢士，202人考取舉人，101人考取進士。錄取進士的人數是兩宋的25%、明代的66%。入仕后，有37人擔任朝官（御史3人、侍郎4人、內閣中書10人、翰林院8人、各部主事12人），121人擔任地方官（知府5人、知州3人、同知3人、知縣73人），武職（總兵、把總、鎮守）9人，合計167人，比兩宋多28%，比明朝少56%。這一時期，臨川入仕者居高位的不多，但大都才華出眾，為世人注目。一代名臣李紱，歷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歷官廣西巡撫、直錄總督及工、戶、吏、禮、兵5任，敢于斷請命，彈劾貪贓枉法的河南巡撫田文鏡；敢于快刀斬亂麻，疏通津沽漕運，緩解京城糧荒，政績顯著，獲得清世宗“奉國罄心”的獎勵。一代才士李來泰，“博學多識，工詩善文”，康熙十八年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力挫來自各地的一百七八十名儒學，奪得高奎，任四川會邡知縣時，“興利除弊，發展生產”，深受當地士民愛戴。清官馬汝良，任山西黎城知縣，巧斷大案、要案，鐵面無私，為受害者伸冤解恨，時人稱“馬青天”。愛國志士黃維翰，任吉林呼蘭知府時，“雷厲風行查禁罌粟，力阻外輪駛入呼蘭內河”，保護了人民利益，維護了國家主權，“東北輿論，交相稱許”。

　　在學術界，則是“理學盛于南，文學興于北”。李紱、紀大奎都是南臨川理學名家。前者著有《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學譜》、《陽明學錄》，力圖調和朱、陸的學說；后者都很有影響。李宗翰、李聯、李瑞清則是北臨川詩文高手。李宗翰、李聯，文學韓愈、歐陽修，搖曳生姿；詩宗李商隱，沉博艷麗，是當時江西文壇上的佼佼者。李瑞清是全國知名的教育家和書法家，他善于以篆作畫，以畫入篆，畫花卉惟妙惟肖，繪佛更是栩栩如生，日本書畫界不惜重金求購，譽灌東瀛。

　　民國廢了科學，興了新學，但臨川只有300多人考取大學、中專；所聘任才，軍界有2個中將，5個少將；政界有2個專員，14個市，縣長；學界有12個教授、副教授。他們之中，有中將師長劉世均、“國防部”西北兵部中將總監萬舞、蘇魯戰區政治部少將主任周復、第38師政治部少將主任兼遂川、吉安縣長楊耕經、“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黃強、三青團江西支部干事長李德廉和七行政區專員吳養愚、江西省高級法院院長梁仁杰、南昌市市長艾懷瑜。從事科技教育事業的，有北京大學工商法律系教授吳英荃、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易錫麟、中山大學經濟系教授辛膺、盲人教育家萬維章、鄉村教育家桂瑞藩、唐式麒。桂瑞藩創辦的桂橋小學，為臨川、撫州、進賢、南昌、豐城、東鄉、南城、南豐、崇仁、宜黃、樂安、余干、高安等13個縣市培養人才，桃李滿天下。經營工商企業的，有著名紡織專家朱仙舫和四川巨商湯子敬。朱仙舫長期在上海中新紗廠任職，致力改進紡織技術，提高同外國紗廠競爭的能力；以后在漢口、安慶、九江等地創辦紗廠和面粉廠，為發展民族工業，特別是發展江西的輕工業作出貢獻。湯子敬在重慶開設布疋、山貨店和錢莊，“經營有方，成為蜀中巨富，人稱湯百萬，湯半城、湯財神”。這一時期，臨川許多熱血青年投身轟轟烈烈的工農運動和抗日救亡運動，涌現了一批彪炳史冊的革命英烈，主要有：傅烈（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兼軍委書記）、傅大慶（孫中山的政治的總顧問鮑羅延、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的翻譯，曾被派到馬來西亞做馬共中央宣傳部長）、周治中（女，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長）、周壽南（中共臨川縣委書記）等。

　　新中國成立以來，軍政界出了1個政治局委員，2個大區書記、1個中央組織部長、7個副省級領導、41個地師級干部、325個縣團級干部；科技教育界出了2個學部委員、3個大專院校校長、81個大學教授、副教授，獲得副編審、副主任醫師、高級講師、高級教師等職稱的有240人。人才多種多樣；既有李井泉（中共中央政治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樣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又有胡國保（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李一平（中共長春市委書記）、周峰（杭州市市長）這樣一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成長起來的黨政干部；既有饒思誠（江西省副省長）這樣思想進步的黨外民主人士，又有李世璋（江西省副省長）這樣長期從事祖國和平統一活動的革命者；既有饒毓泰、游國恩、蕭滌非這樣的學界名宿，又有丁渝（北京大學物理教授、中國光譜學的奠基人）這樣的科技明星；既有吳自強（福建師范大學教授）這樣省內知名的教育家，又有傅再希（江西中醫學院教授）這樣的名醫。雖然每個人的地位不同，經歷各異，都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為科學事業的繁榮發揮了自己的才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文學藝術界，也有一批新人嶄露頭角，黃天民是長期生活在云南的部隊作家，寫了多部中、長篇小說，以其委婉、熱情的南疆風格，耀目文壇；楊樹聲是四川頗有影響的話劇導演，長期執導人民藝術劇院，導演手法很有特色；盛中國是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多次在國外舉行音樂會，演奏莫扎特、貝多芬、巴赫等人的名作，蜚聲世界樂壇；游云谷是新華社高級記者，長期從事新聞攝影工作，作品《白鶴世界》曾由新華社發稿國外，為英、法、港、澳多家報刊采用。

　　在臺、港及海外，美籍華人楊致芳（女），曾任哥斯達黎加總統經濟顧問；其弟楊致贛，是美國著名的華人企業家，曾隨華特·基辛格訪問北京。臺灣著名企業界人士王茲華，在高雄創辦“啟順華鋼鐵公司”，分支機構設到香港、美國，享有“世界拆船大王”的美譽。

　　近年來，臨川人才結構漸趨合理，出現后浪推前浪，持續發展的勢頭。王云森（江西農業大學教授），鄧從豪（山東大學校長、教授），劉振群（華南理工大學校長、著名化學家），楊銘珍（遼寧師范大學物理系教授）等老一輩“臨川才子”，仍在著書立說，為“四化”出力；許昕（江西財經學院副院長、教授）、胡循矩（核工業部第二研究設計院高級工程師），周仁忠（北京理工大學物理教授），張增榮（中國礦業大學研究生部教授），鄧毓華（江西農業大學園藝系教授），梁福林（華南農業大學教授），謝強（江西中醫學院耳鼻喉科教研室副主任）等一批“中年才子”已經脫穎而出，挑起大梁；“青年才子”更是一茬接一茬，方興未艾。至1989年，臨川已有134人考取國內各大學的研究生；有21人通過考試，被選派到日、美、德、法、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留學，攻讀博士學位；有3742名青年大學生在學習，工作崗位上奮力拼搏，一個大有作為的“臨川才團”正在崛起，顯示了“才子之鄉”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勁的后續力。

　　千年“才鄉”逢盛世，新秀蔚起看今朝。1985年3月，中宣部主辦的全國性刊物《半月談》，首先披露了《“才子之鄉”才子多》的消息。1986年9月3日，新華社播發了《“才子之鄉”才子多》的電訊；12月3日，《江西日報》刊出了《寄自“才子之鄉”的報告》。1988年至1989年，《江西日報》又先后發表了《“才子之鄉”才子輩出--臨川今年高考千人中榜奧秘》、《臨川才子知多少》等系列報導。1988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發專稿，全面介紹臨川重視教育，培養人才的經驗，使“才子之鄉”名聞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