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川士子尊師重教，倡學篤行，為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江南文化的開發和南北文化的全面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晏殊，早在仁宗天圣年間任應天知府時，即延請了范仲淹“以教生徒”，后來升任宰相，更是全面關心各處人才的培養，以至天下洲郡學校大興，賢才俊士涌流于世，形成江南才子甲于天下，江西才子復冠江南的可喜局面。晏殊在我國封建社會后期教育發展史和江南文化開發史上居于先驅者地位。

　　理學是我國后期封建社會以倫理為本體，涵泳儒、釋、道三教思想之精粹的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哲學體系。北宋以降，江西是理學的發達之地，而安詳、溫馨的臨川區域，致力于理學探研的人物尤多，大家巨子尤眾。南宋以陸象山為代表的象山學派，元代以吳澄為代表的草廬學派，明代泰州學派的三傳弟子羅汝芳和以吳與弼為代表的崇仁學派，清代以謝文氵存為代表的程山學派，表現了臨川區域哲人開宗創派的學術進取精神，展示了臨川區域理學的繁榮景象。尤其是陸象山“心學”的創立，作為主觀唯心論之一翼，與朱熹的客觀唯心論一起，共同構建了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使之更加完整、恢宏、深刻和精致。同時，從抽象方面發掘和強化了人“心”的本原性心理能量，突出了作為主體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和超越性。陸象山及其后繼者王陽明的“陸王心學”，對元、明、清三代的思想文化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而其“人皆可為圣人”、“百姓日用為道”的命題及其合理內核，則成為李贄、黃宗羲等思想大師誕生的誘發因素。

　　文學是臨川文化最為燦爛的篇章。在北宋初年荒蕪的詞壇上，晏殊以自己的天才最先走進詞苑，揭開宋詞發展的序幕，流風所及，天下景從。他上繼南唐、“花間”之遺緒，下開北宋婉約之詞風，在詞的發展上起了繼往開來的作用，為宋詞的發展和一代文學的興盛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并以自己榜樣，影響、帶動和培育了一大批詞人，形成了以他為首，以歐陽修、晏幾道、張先為主要成員的“江西詞派”，由此歷來受到詞家的高度評價。臨川學人皆能為詩。晏殊作詩逾萬。王安石的詩在全國是第一流的，后期更臻圓熟，絕句尤負盛名，有“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荊公絕句妙天下”的稱譽。“江西詩派”前期25人，臨川區域有謝逸、謝過（過加草字頭）、汪革和被陸游稱為“詩僧第一”的饒節。李覯、曾鞏的詩作，風格別具。陸九淵為以朱熹為首的“理學詩派”的骨干。在斑爛的中國詩學史上，臨川才子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以韓愈、柳宗元為首和以歐陽修為盟主而分別發生在中唐和北宋的兩次“古文運動”，實質上以復古為旗幟的散文革新運動。領導和參加這場運動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轍等唐宋八大家，在中國散文史上處于推陳出新、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他們適應時代的需要，高舉改革的旗幟，各以自己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績，改變了散文的歷史面貌，撥正了散文的發展方向，推動了散文的健康發展，使自由活潑、接近口語、更富表現力的新散文，長期占據了散文發展史上的主流地位。他們的功績在于，重新恢復了先秦兩漢散文的優良傳統，奪回了被駢文統治數百年的文壇主導地位，再次確立了現實主義在散文領域的優勢，擊退了形式主義、唯美主義的逆流，完成了“文起八代之衰”的歷史任務；他們在“文以載道”的前提下，苦心孤詣的追求文章之妙，極大地豐富提高了我國古典散文的藝術水平，為后世散文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他們在理論方面所確立的一些基本原則，成為后人創作的指導思想；他們用自己的創作實踐，拓寬了散文的題材，豐富了散文的樣式，使我國散文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更臻完備和成熟。唐宋八大家，江西為3，臨川區域為2，臨川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16世紀湯顯祖的誕生及其杰出的戲劇創作成就，是臨川文化最可引以自豪和驕傲的部分。在晚明宦官專權、特務橫行、政治極端腐敗的情況下，他仗義執言，抨擊時政，勤政為民，而且以明確的反叛封建禮教的思想和“自然而然”，反對模擬形似、格律至上的藝術追求，創作了名播四海的戲劇杰作《臨川四夢》。中國戲曲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元雜劇、明傳奇、清傳奇三座高峰。湯顯祖生活在明代晚期，他的戲劇創作是第二座高峰的主要體現。他上繼關漢卿等戲劇藝術之傳統，下開孔尚任、洪升藝術精神之源流。他的出現，有如滿月升起，照亮了整個明代文壇。他和莎士比亞一起，雙星輝映，高懸于人類藝術的天空。

　　臨川文化的顯赫，既表現于人才的眾多和文化成熟的重大，也表現于歷史文化名人在中央政權中的核心地位。北宋太祖、太宗以前，將相重臣多是北人，真宗、仁宗時，開始起用南人為相。北宋中葉以后，南人當宰相的漸多。從五代至明代，臨川區域先后有11人為相或副相。這是我國文化中心南遷的一個外在顯現，亦是古代臨川區域文化昌盛和強勁的一個政治象征。

　　無論從哪一個方面說，臨川區域文化都是贛文化、中華文化至關重要、不可或缺的部分，倘若缺少了這一部分，民族文化有可能出現某些斷層或空白。這是無須贅言的。